人民海军初建，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和严重威胁下,苏联政府卖给中国鱼雷快艇、潜艇、驱逐舰和导弹快艇，同意技术转让和仿制，还派来专家帮助中国，这的确是十分宝贵的援助。中国人民始终记得苏联人民的友谊。

但是，事情起了变化。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一座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台。

人们知道，当舰艇，特别是潜艇远离祖国基地，潜航在世界各处海洋深处，要保持同祖国联系，必须依靠无线电通讯。无线电短波、中波、长波,都无力穿透海水,把信息传送给潜艇,只有超长波，才能使联系畅通无阻,实现远距离作战揩挥。长波台成了海军的紧迫需要。但是，6月间，苏联政府送交中国政府一份由他们草拟的协议(草案)，公然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在中国境内，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所需费用，苏方负担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投资30%(土建)。建成后长波台的使用按“投资比例划分”。而且，急切要求6月上旬便派苏方人员前来勘察建台地址。

公然要中国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建设长波台,其紧迫程度,其无视中国主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问题，经过分析，认为苏方如此紧迫的要求，可能是已经组成了能够携带导弹的潜艇舰队，将在印度洋，以及通往美国海岸的太平洋区域活动，很想在中国有利地区建立长波台，以便沟通与舰队的联系。海军把对苏联意图的分析和草拟的谈判的意见，向中央军委报告，彭德怀转报党中央、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所有材料，于6月7日在彭德怀所拟的谈判稿中加写了一段，对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加了着重点：“可以照所拟办。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明确指出由中国建设长波台，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而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毛泽东还写道：“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更明确指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

与此同时，6月28日，中方向苏联提出援助建造核潜艇技术的建议。

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

尤金是个哲学家,曾经几次来中国帮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译工作,毛泽东和他有良好的个人交往。1953年,赫鲁晓夫任命他担任驻中国大使。

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转达了苏联方面的要求：共同建设和共同使用长波电台;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中苏建立“共同舰队”。尤金说：苏联的黑海容易“被敌入封锁”，北方的海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上“不能算安全”。支支吾吾,不吐露真实意图。

毛泽东震怒，隐忍不发。

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向他说：“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毛泽东尖锐地讥讽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毛泽东愤慨地说：“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搞海军‘合作社’，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和他吵过嘛!!”

毛泽东严正要求尤金讲清楚，尤金无言以对。毛泽东说：“你讲不清楚，请赫鲁晓夫同志来讲。”

尤金向莫斯科作了紧急报告，奉命再次求见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说是为了对付美国第七舰队。

于是，赫鲁晓夫在7月31日秘密访问中国。

毛泽东仍然礼节性地到南苑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然后各自乘车直驶中南海颐年堂，立即进行会谈。

互致问候，各自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说：“尤金向我谈了你们那么个意思，但没有说你们究竟出于什么考虑。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打着手势，以恩赐和索取报偿的态度打他的如愿算盘，要求在中国得到潜艇基地，共建长波电台。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得意，一如他后来回忆录中所说：“我们已经答应了毛的要求愿意帮助他建造潜艇。我记得我们已经把设计图纸交给了中国人，还派出专家帮助他们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

当时，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十分尴尬。

毛泽东直戳要害质，问道：“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十分圆滑，支吾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建立潜艇基地、长波电台的必要性。

毛泽东动怒了，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仍然一味搪塞，说道：“我们不过是同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愤怒说：“什么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

陪同赫鲁晓夫的费德林，是一个汉学专家，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仍然不死心，说道：“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断然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独力出资建设长波台，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建立潜艇基地和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赫鲁晓夫不得不收回他的建议和要求。

1958年8月3日，中国、苏联政府正式签订关于中国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有关协定。协定由中国自建，苏方提供技术援助，所需费用全部由中方负担。建成后中、苏双方共同使用，使用方法，另行商订。

人们曾绘声绘色地传言，毛泽东如何嘲讽赫鲁晓夫，搞“共同舰队”?我们的海军都交给你吧,我们上山去打游击好了!毛泽东又如何愤慨地说:建长波电台?苏联要七分使用权,中国只有三分,这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还厉害。毛泽东又如何义正辞严地向赫鲁晓夫说，要在中国建基地,这是要租借权,是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等等。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过这些话,无需详加考证,但这些不胫而走的传言,却反映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正气和尊严。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邮电部、三机部、广播事业局的专家和海军合力攻关,在1965年10月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台。不久，又建成第二座长波无线电台。今天，中国的舰队和潜艇，行驶在全球如何一处海洋，都可以通过无线电波，同祖国紧密相连。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

结果呢，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怒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叫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

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

关于我们要求建立无线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

作为回答，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给我们必要贷款，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

“很好，”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必要的贷款。”

“行，”毛说：“我同意。”

这个问题谈了这么多。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的海军希望在中国沿海港口能为我们的潜水艇加油，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当我向毛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斩钉截铁地当场拒绝了。

“毛同志，”我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那么也许你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太平洋的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不行，”毛说，“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那好，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潜艇舰队的基地。”

对于毛的回答我不能反对得太强烈了。我们当时提出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他们显然猜疑我们为将来的入侵活动取得立足点。

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完全说实话。

事实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在7月10日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带走各种资料,停止供应协议规定的主要设备，使正在建设的长波台工程陷入困难境地。赫鲁晓夫还隐瞒了毛泽东在“共同舰队”问题上所作的强烈反应。